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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王会军院士:从来没改变

来源:中国气象报社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07日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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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气象报实习记者王素琴

        米黄色外套、耀眼的白衬衫,愈加衬托出神采飞扬的脸。专注于科研、49周岁的王会军,看上去却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

  见到王会军,是在中国科学院正式公布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8天后。谦和、不矫情,让人觉得很舒服,是这位新晋院士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一个广播节目,带他走近气象天地

  很难将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与流着鼻涕、用袖子一抹就算擦干净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那个1964年1月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偏远自然村的小男孩如今成为中科院大气所的所长。

  “我长在农村,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太好。”王会军对东北冬季的记忆非常深刻,“特别冷,我们那会儿就穿棉袄和棉裤。一冬天就靠这一身度过,连换洗的都没有。”

  生活虽然苦,但王会军的父母却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身为长子的他,一到上学的年龄,就被父亲领去了学校。
      “我父亲当时是小学教师,相对于别的小孩来讲,我可能在学习上受到的督促更多。不过,那时候还很小,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也根本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

  上了小学的他,经常主动给班级教室生炉子。教室是土房,上面盖着茅草。“生火的时候,小鼻孔经常会被煤烟熏得黑黑的,再掺和上鼻涕。拿手一抹,就不再去理会了。”说到此处,王会军自然而然地比划起这个动作。

  讲童年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言语中透露着快乐:“我们那时候虽然生活有点苦,但很是天真、快乐,不像现在的小孩,被学习逼得很紧。有时候教室不够用,学校就采取‘二部制’,上午、下午各年级轮流上课。”

  或许正是农村的生活经历,在潜移默化中让他早早就学会了苦中作乐。

  1982年7月,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六年,王会军从容地走进了高考考场。

        他与气象的缘分也从那时候开始了。

  实际上,我并没有想报考气象,而是想选择数学专业。”可就在等待填写高考志愿的当口,无意中听到的一个广播,让他改变初衷,报考了气象专业。

  高考后,没什么事情可干,当时王会军家又没有电视,听无线广播就成了他最大的消遣。“一天,正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叫《青年节目》的栏目,北京大学著名气象学家谢义炳先生应邀向广大学子讲地球物理学科,特别是气象学科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历程,并鼓励莘莘学子能够投身气象事业。”王会军直言不讳,“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气象是做什么的,更别提喜欢不喜欢了,只是听了广播后激情澎湃,觉得气象很有趣。又想到谢义炳先生这样一位从美国深造后回国报效的科学家,正在北京大学从事气象专业的教学、研究等,就下定决心,报考气象专业。”

  就这样,机缘巧合,凭借优异的成绩,王会军于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学专业(也称天气动力学专业),与广播中认识的谢义炳先生同校。

  一位气象泰斗,令他沉浸气候领域

  大学四年,王会军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北京大学推荐读研究生。

  那时候,中青年气象学家中领军人物的曾庆存先生,一直是王会军想要跟随的导师。

  “大学毕业后,我就想着要么选择留在北京大学读研,要么选择去大气所跟着曾庆存先生读研。”王会军特别强调如果去大气所就一定要师从曾庆存先生。
        王会军忐忑地给曾先生拨去电话,自我介绍后,提出想跟着曾先生读研。“那时候年纪小,胆子也大,也不会拐弯抹角,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提到如果不能跟着曾先生,我就在北京大学读研了。”王会军对于自己的目标很执著,“当时这么说的意思就是盼望曾先生能够答应我。”

  电话那端传来曾庆存先生亲切的回应:“好啊,我答应你啊。”

  在叙述的过程中,王会军模仿着当年从电话听筒里听到的那个让他雀跃的声音。

  就这样,通过他大胆的争取,王会军如愿进入大气所跟随曾庆存先生读研。之后,他又接着读博。

  谈及导师对他的影响时,王会军这样说:“我是1986年读研的,那时候曾先生已经是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事实上,他在45周岁的时候已经是学部委员了,和叶笃正先生、陶诗言先生是一起当选的。他是在苏联获得的副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非常有成就的大师级气象学家基别尔。”

  在王会军跟着曾先生读研、读博期间,他的科研兴趣点集中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气候变化,另一个是古气候模拟。

  要研究气候变化,古气候研究很重要,也很关键。我们要了解未来气候怎么变,存在怎样的一个长期变化规律,最好还是要先了解古气候。因此,除了专注于气候变化的研究,王会军还做一些古气候模拟工作。

  “要研究气候变化,气候数值模式很重要。当时,曾先生已经带领大气所的科研人员研发了自己的大气环流模式,这个模式是我国气候意义上的第一个大气环流模式。所以,我当时希望用这个模式来研究气候变化。”

  可是,王会军在研究的过程中,碰到了障碍,发现了问题。

  这个大气环流模式在使用上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没能考虑海洋的变化。而那时候国际上已经在用海洋简化后的混合层海洋模式了。

  “实际上,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不仅是海洋,海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海冰的影响也要考虑。”王会军说。

  有这个认识后,王会军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主要研究建立了混合层海洋模型和海冰模型,并和曾庆存先生等研制出的大气环流模式耦合,得到大气-海洋-海冰耦合模式。这样就可以做气候变化的模拟了。

  他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基于自己的气候模式的全球变暖定量研究结果。直到今天,王会军在读博士期间所完成的气候变化模拟在我国还是第一个。

  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在之后的两年又发布了补充报告,其中就引用了王会军的研究成果。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被IPCC正式引用的结果。

  “当然,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曾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曾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他在现代数值天气预报理论方面极有建树,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声名显赫的。他还非常全面,在卫星红外遥感研究方面也有极重要的创造。即使是现在,曾先生还在孜孜不倦地专攻我国地球系统科学模式的研制。”王会军对曾庆存先生的敬佩与感激流露在字里行间,“作为他的学生,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不仅仅对我,对很多青年科学家的影响都非常大。”

  一份简单热爱,引他上下求索不懈

  “我的经历真的是特别特别简单。”也许正是因为王会军简单热爱着气候研究,所以他的履历也变得很简单。
        1991年,从大气所博士毕业后,王会军留所工作,这一坚守就是22年。

  这期间,他成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及领军人才、挪威技术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我们看来,他顶着一个又一个的“桂冠”,该是多么耀眼,多么与众不同。其实不然,他是那么温和,那么平易近人。

  “我从来没动过。”王会军所指的“动”便是很多科研学者会有不同场所工作的经历,“我的科研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大气所完成的。”

  也许正是这份稳稳的执著和专注,让他在科研方面如鱼得水。

  博士毕业后的王会军,继续在气候变化和古气候模拟研究方面下工夫,同时也对如何科学预测气候灾害,以及影响我国气候的关键因素、具体机理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0岁的时候,他已经被大气所评为副研究员;32岁的时候,他已经被评为研究员。

  但王会军并未因此而骄傲:“怎么说呢,这主要还是因为有曾先生做指导,再加上大气所又有着良好的科研氛围,我的科研进展才比较顺利。”

  王会军是谦虚的。他的研究成果是最好的诠释和证明。

  过去大家认为,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即ENSO)是影响我国季风气候和旱涝的关键因素。可王会军认为这其中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他的一个研究成果是,ENSO和东亚夏季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恒定和稳定的。它们在某几十年里的关系比较显著,我们可以用ENSO的变化信息来做气候预测,但在另外几十年里这个关系却并不稳定。也就是说,ENSO的变化不会一成不变地引起东亚季风和东亚气候的变化。有时拿ENSO做气候预测就没有基础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王会军在介绍他的科研成果时神采飞扬,且用了好几个“很有意思”。

  他的另外一个发现是,东亚夏季风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变弱,变弱后维持了几十年。变弱后的季风不利于雨带北抬,因此,雨带主要停留在南方,导致我国华北地区持续干旱了二三十年。

  “季风减弱这个事情本身是十分重要的。现在大家吃不准未来我国华北降水会不会增多、南方降水会不会减少。而这些和我国水资源的调度及使用息息相关,因此研究季风的年代际变化很关键。”王会军说,“前几年,我们发现,在1999年后,我国比正常年份多雨的地区由原来的长江流域向北推进了几个纬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国会不会发生一次新的降水的年代际变化?如果雨带再向北推进,会不会使华北的降水恢复?实际上,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苗头,现在北方冬季的降水已经开始增多了。这些年代际变化直接关系到所谓全球变化问题,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最终会对我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会军和他的研究团队还发现,南极涛动如果发生异常,会对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北方沙尘活动和北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产生影响。南极涛动不仅对我国气候有着同期的关系,还有着超前的关系。也就是说,南极涛动的异常出现在前,气候异常变化发生在后。

  “这些新揭示的事实,有利于我们改进对我国气候的预测。我国的气候预测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气候预测还被称为研究型业务,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从科学上讲,准确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探索新的理论办法迫在眉睫。”王会军侃侃而谈,“我们近年来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热带降水的可预报性是比较好的,我们就利用热带气候变化信息,提出了热带相似的气候预测方法,利用此方法对现在用的模式降水预测有很大的改进。”

  他们预测气候的另一个办法是预报年际增量。而在过去,大家所预报的是距平。所谓距平,就是今年要预报的降水和过去几十年平均降水的差别。

  “关于距平的预报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因为,过去所谓多年平均降水量的定义本身具有人为性。世界气象组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此做修正,比如过去这个平均降水量取值于1970年至2000年,现在却取值于1980年至2010年。”王会军解释说。

  那该如何规避这个问题呢?王会军和他的团队开始基于上一年的实际降水来预测当年的降水。上一年的实际降水不仅包括了年代际变化的信号,其含意也十分精准。

  这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在东亚,降水有一个准两年变化的特点,如果用年际增量替代矩平,就会获得一个变化幅度相对较大的预报对象,而变化幅度大就容易捕捉它的异常信号。

  “这就好比一个人的心情,如果他每天都是一个不变的表情,你就很难捉摸他的情绪变化;但如果他每天情绪变化都很大,那么你就很容易捕捉到他是高兴还是悲伤。”王会军这样打比方。

  基于这个办法,他们对夏季降水和台风活动等的预测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但任何研究成果,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业务上应用。他们把这些成果应用到实时预报中,经过实际检验,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气候预测是非常难的,我们还要不断改进。”王会军坦言,“过去几年,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也支持在国家气候预测方面用我们的方法来进行实际气候预测检验。从研究室的研究论文,到如何在国家气候预测中体现价值,为国为民服务,还任重道远。”

  一颗爱国红心,令他追求国际影响

  近十来年,王会军发现他的科研兴趣拓展到极地气候和中高纬度气候上。挪威处于高纬度地区,我国处于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这样就使得王会军产生了想法,他想和挪威的科学家一起去研究气候。

  当时他就和挪威环境和遥感中心的主任Ola Johannessen教授一起探讨,希望两国加强合作,建立有效的合作研究机制。几番沟通后,2003年,双方的想法达到一致,即建立一个联合中心,聚集中国和挪威的科学家以及青年学生,把高低纬度气候相互作用作为研究主线,进行合作。他们把这个中心命名为“竺可桢-南森国际研究中心”。

  他们采取理事会制度,由资深科学家组成科学委员会,每年对前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并提出下一年度的具体工作目标和计划。合作伙伴包括大气所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挪威那边有3个机构。

  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每两年他们会开夏季讲习班,吸引优秀青年学者和学生参与学术讨论。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互派学生进行学习交流和合作研究。

  2008年,王会军当选为挪威极地科学研究院委员;2013年4月,王会军又被选为挪威技术科学院院士。

  “这个合作一方面促进了科学研究工作和青年科学家的培养,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然欧洲不会这样关注我们这么多优秀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研成果。”王会军希望在国际上推介我们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成绩,并共同推进科学创新。

  实际上,王会军参与的国际合作很多。博士在读期间,他已经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美国能源部气候变化合作研究。现在他是这个合作计划的中方首席科学家。此外,他还担任着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中国委员会主席。

  一项体育爱好,拉近他和学生的距离

  2001年就当上大气所常务副所长、2005年成为大气所所长的王会军,有着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爱好,那就是踢足球。

  只要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每周六大气所的绿茵场上都会见到王会军的身影,他像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挥洒着汗水,跑满全场。

  “他主要踢中场或前锋。”在读博士、王会军的学生贺圣平谈起和他一起踢球的情景,“踢球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导师,不再是领导了,就是普通的球员。”

  因为经常在一个场上踢球,他的学生在他面前也就没有了太多的拘束。

  “踢球踢高兴了,大家偶尔还会一起喝喝啤酒,聊聊天。”王会军说。

  “聊的内容很多,我们有很多私人的问题也愿意和他聊。王老师甚至还想着给我们介绍对象的事情。”贺圣平对王会军的好记得真真的。

  无论在生活中对待学生怎样,在科研上王会军却是相当严苛。

  “一篇论文,学生本人觉得还不错,但是交到王老师那里,如果他发现任何哪怕是一点小的瑕疵都不会放过,必须要把文章改到他认为没有什么漏洞,才会让学生拿去发表。而且只要是王老师让学生执笔写的文章,他从来都拒绝把他的名字署为第一作者。”贺圣平说。

  孙建奇于2006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大气所工作,他曾是王会军的研究生。“从我留所工作那天起,王老师就和我说现在咱们是同事了。他作为所里的领导,实际上是很忙的。但他从来都会把学生在科研上的困难看得很重要。他总说任何人都不是全面的,都会在某个方面受到限制,因此,经常会带领大家和研究生们开组会。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碰撞出科学的火花。”

  事实上,王会军很喜欢和学生探讨科学问题,直至现在还会给硕士、博士上课。每年夏季,他会带领他的团队,开展一系列题为“东亚季风变异和气候预测研究”的讲座,共10讲。

  “他不会照本宣科,而是将理论和实际结合来讲课。”王会军的学生都有类似的看法。

  他带出了3个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和1个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正因为如此,他在2004年、2006年和2007年,都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在2010年获得了卢嘉锡优秀导师奖,而当年获得这个奖的导师全国只有10个。

  “教学相长。”王会军几次提及,他觉得带学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的科学家一定是对科学研究很有兴趣的,也一定是愿意和学生交流的。”

  他告诉学生,只要是碰到科研瓶颈或者是有新的想法,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或发邮件给他。学生的邮件他专门标记成红色,单独下载到一个特殊的文件夹。

  “只要给他发了邮件,王老师绝对会抽出时间。即使在国外,也会及时和学生交流。”贺圣平深有感触。

  “让不同性格的学生,在我这里都能感受到科研工作的快乐,然后是让他们获得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方法,通过科学逻辑想到解决问题的脉络,最后才是如何实现科学创新和他们的理想。”王会军就是这样,在平和中让学生体会到科研的乐趣和创造的喜悦。

(来源:中国气象报 责任编辑: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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