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气候治理做出的贡献。来源：CFP@视觉中国

　　

　　十一月二十九日，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召开在即，世界各地民众集会呼吁关注气候变化。来源：CFP@视觉中国

　　中国气象报记者孙楠

　　从枪炮外交、金元外交、石油外交，到如今的气候外交，国际政治秩序正在重塑。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气候政策已融入各国经济、政治、安全和对外战略之中。各国政要纷纷穿梭互访，合纵连横，以图在气候变化领域获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在“习式外交”大格局、大手笔、大视野下，中国与美国、欧盟、巴西、法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部长级和工作层面的气候变化对话磋商；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按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参与气候变化多边谈判……

　　气候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掷地有声”的新“名片”。它开启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征程。

　　气候外交为何“火”？

　　中国大力开展气候外交顺应国内发展需求，是我们自己的主动作为。它也与国际发展议程高度接轨，呼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行为，或能跳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注入活力。

　　有人说，气候外交就是利益碰撞。

　　例如德国默克尔政府的气候外交曾被指责为“双重游戏”——一方面敦促欧盟成为环保“先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德国汽车工业利益，而封杀欧盟准备在交通领域推出的减排措施。

　　但中国不一样。2013年严重的雾霾天气和环境问题将中国的气候政策彻底激活，经济增速不再是唯一重要的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关注环境问题成为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至此，国内发展议程和国际发展议程高度接轨。

　　“以前我们对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总体上是防御型的，重心在争取中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但当国内发展诉求和国际发展议程趋于一致时，应对气候变化就变成我们自己要做的事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说，当前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已成为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中国加大气候外交力度正是顺应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大势”。

　　气候外交也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进行考量。“中国首先宣布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资金都是在双边场合而非多边场合，凸显中国是从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看待气候外交。”张海滨说。

　　西方史学之父修昔底德发现，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的历史长河中，这种现象不断重演，人们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也称“大国政治的悲剧”。

　　如今，中美作为当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正在积极寻找双方共同利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跳出“陷阱”，打破“大国政治的悲剧”。

　　此时，应对气候变化恰巧作为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亮点和着力点。气候和环境是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两国低碳发展的关键命题，双方国内的相关发展战略日益趋同。

　　“在该问题上携手既符合中美双方国内需求，又有利于两国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重要的是，双方合作有利于推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开启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解决人类生存问题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张海滨解释。

　　过去，大国外交多从政治、安全和经济层面考量，气候外交不过是点缀。如今，气候外交的性质已发生重大变化，既事关人类的未来和福祉，也事关各国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气候外交自然就“火”了。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领导力吗？

　　未来15年，中国在设置议程、解决难题、提供示范及国际援助等方面的能力将显著提升，将实现从全球气候治理参与者向引领者角色的转换。为这种角色转变积极做好谋划是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气候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交场合多次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其中，气候、环境问题尤甚。

　　当前，国际关系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如何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体制是巴黎气候大会的重要使命和看点。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但伴随着“习式外交”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风格，一些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包括美、法及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领导人，都在多边及双边场合，倡议中国扮演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不应完全回避“领袖”说法。“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定义中国角色的时候了，中国应从过去的参与者逐步向引领者转变。”张海滨说。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塑造议题和设定议程的能力较强；二是在国际环境和气候谈判的关键时刻能对主要问题和难点的解决发挥突出作用；三是自身的低碳发展和循环经济取得显著成效，具有示范效应；四是对国际社会、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比较有力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当前，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稳步前行，以现有的速度和进展，未来15年，中国能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扮演引领者的角色。

　　张海滨强调，目前全球气候治理缺乏领导。当前欧盟受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多重挑战拖累，虽有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领导力，但“有心无力”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美国总统奥巴马虽一再声称要充当全球气候治理领袖，但在美国国会的强力掣肘下，难有大作为。因此，巴黎大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对领导力的需求将继续上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最近强调：“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随着未来中国经济实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意愿的继续上升，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如何与欧美合作，承担集体领导责任将是摆在中国气候外交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需要早做准备。而且，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引领者的角色是中国未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最佳切入点。

　　美国是否会从中作梗？

　　美国政治的特点使其无法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承担强有力的领袖角色，中国的示范引领作用对美国的气候政策演变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在塑造中国的气候外交政策方面，中国的内在动力大于外在压力，前所未有的新政策体现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意愿和决心。

　　尽管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会阻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肩负领导力呢？

　　“10年前，在中美首届气候变化论坛上，美国人就说，‘该是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了’。他们很清楚，由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牵制，在这一领域美国当不了真正的领袖。”张海滨说。

　　的确如此。尽管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暖会带来毁灭性后果，但美国国会依旧百般阻挠气候治理。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一语道破玄机：“美国化石能源集团已经形成强大利益链。对他们来说，如果会在气候博弈中受损，那么国家利益就不算什么了。”

　　“这正是美国政治的衰败。”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评价。尽管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大力推行气候政策，但在美国国内，连有约束力的协议都很难通过。这种情况将使美国的国际号召力大打折扣。如果民主党在明年大选中失利，美国就更为被动。

　　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是当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因此，美国总是呼吁中国在全球气候领域展示世界领导力。另外，对美国国内主张绿色发展的人来说，中国积极的低碳政策也是他们用来推进美国低碳政策的一个日益重要的理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担当集体领袖，对美国气候政策的演变会起到积极作用。

　　从中国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环境气候问题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候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科学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和伦理问题。他把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为此，中国调整了指挥棒：考核干部政绩不再仅以GDP论英雄；官员离任要对其进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即便能躲过审计，一旦查出在任时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无论官至哪一级都要被追责。

　　前所未有的新政策已经显现了新效果。今年前10个月，全国煤炭消费量下降4.7%。在去年煤炭消费量出现15年来首次负增长之后，继续呈现下降态势。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承担集体领导力的条件越发成熟。张海滨提醒，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就发展、就业及稳定问题进行战略调整，通过能源结构和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维持经济高速发展。

　　（来源：中国气象报12月3日一版 责任编辑：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