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组成

　　IPCC于1988年11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邀请函发至各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收到邀请函后，批转气象局派员参加。邹竞蒙局长决定派我出席会议，因此，我就成了IPCC第一届大会的中国政府的唯一代表。实际上，我没有参加当年世界气象组织的执行理事会，对成立IPCC的意图和任务并不清楚，邹局长也未向我做过具体交代，所以我还以为这只是个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的论坛。开会之前，美国大气与海洋管理局（NOAA）局长佛莱德紧急约见了我，他向我通报了欧美国家已就IPCC的有关组织领导问题进行了磋商，要征求中国的意见。

　　IPCC下设立三个工作组，即第一工作组，又称科学工作组；第二工作组，又称影响工作组；第三工作组，又称对策工作组。对IPCC主席和各工作组的主席和副主席也分别提出了建议名单，其中包括提名我为第三工作组的副主席。这实际上是欧美国家事先协商好了，跟中、苏、日等几个大国打个招呼，走个过场。总的安排是：IPCC主席波林（Bolin）是具有国际声望的气象学家，又是瑞典国王的科学顾问，还是研究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对气候影响的先驱者，他出任主席似乎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英国气象局局长霍顿教授是著名气候学家任第一工作组主席；前苏联水文气象局局长任第二工作组主席；第三工作组主席由美国出任，但不是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局长，而是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奔舍尔，此人三年后出任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第三工作组的第一副主席是加拿大环境部副部长兼气象局局长汤斯威尔女士，此人后来出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总干事；第二副主席是我；第三副主席是荷兰的一位律师，是欧盟推荐的。

　　在欧盟国家和环保组织，包括欧洲的绿色和平组织的积极推动下，IPCC及其各工作组都制订了工作计划。IPCC会议既多而又紧张，每隔两三个月就有一次，其目标就是测算全球和各国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估算何时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将比工业革命前倍增。在此情景的基础上，由第一工作组利用气候模式计算出全球气温增加的幅度，并提出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则据此提出气候变暖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及影响。

　　会议的发言大量涉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有些发言有意无意地点名中国是排放大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速度最快。这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未曾接触过的新问题。我并不知道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究竟是多少，也不敢贸然否认中国是排放大国或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只是深切地感受到让我参加这样的会议真是难以胜任，很多问题不是气象部门所能承担得了的。我回国后找有关部门了解相关情况，发现竟没有一个部门归口具体主管排放量的问题，也拿不出我国当时的排放量，甚至都不愿参与此事。当时国内忙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诸多棘手问题，尚顾不上考虑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和邹竞蒙局长商量，认为此事还非得要有各有关部门参与不可，气象局不能包揽。我们决定直接找各有关部门领导汇报，由邹局长出面联系，我去作汇报。我先后向国家科委、能源部等作了汇报，并经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宋健同意，让我在国务院环委会全体会议上作了汇报。此外，我还专门向外交部国际司和条法司领导作了汇报，取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

　　为了把这个需要多部门协同工作的问题用一种组织形式固定下来，经协商同意，成立了一个“气候变化协调领导小组”，由科委常务副主任李绪鄂任组长，邹竞蒙任副组长，我任办公室主任来组织协调参与IPCC活动的有关问题。这个“气候变化协调领导小组”先后开过几次会，经过协调，从1989年下半年起，IPCC的中国正式代表改由邹竞蒙出任，IPCC第一工作组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曾庆存同志牵头；第二工作组由国家环保局牵头和组团出席；第三工作组仍由气象局牵头，因为我还是第三工作组的副主席；能源部、科委、环保局、计委、外交部均派相关领导参加，应该说这个工作组的阵容还比较强。 （来源于2007年01月09日《中国气象报》 作者：骆继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