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节气时序藏进十二月花神杯里

王莉娜

春分，不仅是大自然精密运转的见证，更是一部解码中华文明宇宙观的密钥。当太阳直射赤道时，地球在黄道坐标系中达到昼夜均分的动态平衡，这种天文现象背后，蕴藏着中国人对宇宙秩序的深刻理解与艺术化表达。

苏州文人雅士的“春分茶会”讲究“三时三味”：辰时以明前碧螺春品鲜，午时用陈皮普洱调和阴阳，申时煎艾草老茶祛湿寒。浙江龙泉的龙窑在春分日举行“开窑祭”，窑工将特制的“阴阳坯”放入窑炉，烧成后器物上的冰裂纹走向成为当年气候的预测依据。

河南博物院藏有五彩十二月花神杯，杯口径6.6厘米，高5厘米，底径2.7厘米，撇口，深腹，圈足，胎体轻薄，色泽清新淡雅，釉面洁白。12件杯外壁分别绘有五彩水仙花、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草、桂花、菊花、芙蓉、月季、梅花图案，并配有诗句为题。

河南博物院藏五彩十二月花神杯玉兰花杯 河南博物院供图

河南博物院藏五彩十二月花神杯桃花杯 河南博物院供图

这套藏品之所以被称为十二月花神杯，是因为每只杯上的花卉都各指代一个月令花，并与历史上的十二位名人相对应，也就是每个月的司花神。明朝时期，出现“百花神”的说法，至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开始出现“花神”组画，以唐宋传奇人物和历史人物为花神名称，代表各月的花神。

“十二月花神”是根据社会风俗与岁时节令，按每年十二个月冠以花名而成。与十二月令花相比，十二月花神更受人们主观意识影响，较为流行的说法主要有：正月梅花神寿公主，二月杏花神杨玉环，三月桃花神息夫人，四月牡丹花神丽娟等。

五彩十二月花神杯中与春分时节相关的有玉兰花杯和桃花杯。玉兰花杯，以青绿覆地，中间饰有灵芝，两棵玉兰树高低错落，树干以墨线勾勒，稍施棕彩。树梢上的玉兰花朵肥硕唯美，或含苞待放，或枝头怒放，画面生机盎然。画面中题有“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的诗句。

桃花杯，近底处为草木景，主题为一株枝干壮美的桃树，桃树表皮用细密的短线绘成，树干结节处，用浓墨点染，显得古拙浑厚，枝干横斜伸展，线条流畅。桃花淡墨勾线，填以朱红，并用红线勾勒出花蕊。让人感到似乎有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春意浓浓。在洁白的釉面上，昂首怒放的花朵和含苞欲放的花蕾，在绿叶的陪衬下相映成趣。整幅画面色彩淡雅，线条细腻，旁边题有“风光新社燕，时节旧春浓”诗句。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星图上，十二位花神犹如璀璨星辰，以芬芳为墨，在时光长河里书写着天人合一的诗篇。这套独特的文化编码体系，将自然时序、花卉特性与人文典故精妙融合，构建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美学。精妙的花神体系，实则是部用植物书写的文明基因图谱。（作者系河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从《耕织图》读古人的生命韵律

马超 刘艳芳

春分是四季流转中一个充满诗意的节点。古人以阴阳平衡为序，将这一天视为天地和合、万物萌发的象征。在浩如烟海的文物遗存中，那些描绘农耕桑织的画卷与器物，不仅记录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更凝固了时节背后的文化基因。《耕织图》作为农耕文明的视觉史诗，将春分物候转化为可触感的文化记忆。

绢帛里的农事诗学

翻开南宋楼璹的《耕织图》，仿佛能看到八百年前江南的春日原野。这位浙江县令以45幅工笔画作，将水稻种植的21道工序，与蚕桑织造的24个环节悉数定格。从“浸种”时稻谷沉浮的涟漪，到“插秧”时农夫佝偻的脊背，从“浴蚕”时蚕娘指尖的银丝，到“剪帛”时织机旁的盈尺素绢，每一帧画面都渗透着春分前后天地人相谐的智慧。这种以图证史、以诗言志的创作范式，让不识字的农人也能循着墨线参透农时。正如康熙帝在重绘的《御制耕织图》序中所言：“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

焦秉贞笔下的清代《御制耕织图》更添几分烟火气。这位宫廷画家在楼璹原作基础上增补“祭神”场景，让农人焚香叩拜的身影与远山淡霭相映成趣。而雍正帝胤禛则别出心裁地将自己扮作农夫，携福晋化身画中耕织主角，将帝王劝农的苦心化作丹青。当观者凝视画中挥汗耘田的“农夫胤禛”时，既能窥见清初重农政策的缩影，也触摸到春分日“天子亲耕”传统的余温。

墨锭上的岁时密码

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汪惟高御制耕织图墨”，将这份农耕美学浓缩于方寸之间。这套乾隆年间徽州墨工精制的集锦墨，每笏皆以《耕织图》场景为蓝本，浸种、插秧、祭神等46道工序化作浮雕。金粉勾勒的“浸种”二字下，农人俯身河岸的身影与康熙御题诗相映生辉，松烟墨香里飘散着春泥的气息。墨模雕刻师以刀代笔，将楠木化作微型剧场，让耕织劳作的动态凝固成永恒。这类墨品不仅是文房雅物，更是春分劝农的立体教科书。

更令人惊叹的是制墨技艺与节气智慧的共振。《墨谱法式》记载的“采松造窑”工序，恰与春分时令暗合：截取肥阔松枝需待冬雪消融，火巷石板间升腾的松烟，正呼应着地气萌动的物候。当墨工在仲春亥日点燃窑火，他们烧制的不止是笔尖流动的墨色，更是对自然节律的虔诚回应。

年画中的春神祭仪

山西临汾清代年画《春牛图》，将春分的仪式感推向高潮。画面中芒神挥鞭催牛，牛背驮着盛放的牡丹，下方农人环坐分食麦饼，题跋“三人九饼，五谷丰登”，道出朴素祈愿。

这种“鞭春牛”习俗源自周代，敦煌莫高窟五代壁画《农作图》中亦有类似场景：春牛昂首向前，农具倚立田垄，远处山桃初绽，整个画面涌动着破土而生的生命力。春牛既是农耕符号，更是春神的化身，其位置关系暗藏农时玄机——牛在前则示早耕，居中谓适时，居后警迟播，一图一谶皆关天时。

而故宫博物院藏《胤禛耕织图》中的“收刈”场景，则将秋收的喜悦与春耕的期许串联。焦秉贞以西洋透视法重构传统农事画，近处金穗低垂，远处屋舍俨然，空中飞鸟掠过，恰似为春分“玄鸟至”的物候作注。这种时空交错的视觉叙事，让观者在尺幅间阅尽四时轮回。

文明长河里的节气基因

从宋元刻本到外销画舶，从碑刻墨模到瓷器纹样，《耕织图》的流变史恰是中华文明对外辐射的缩影。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清代外销画《耕织图》，将江南水田移植到西洋画布，采桑女的头巾与里昂丝绸商的惊叹在此相遇。当欧洲启蒙思想家透过这些图像理解“中国式理性”，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农桑技艺，更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

而今站在先农坛观耕台前，青石板上“一亩三分”的耤田痕迹犹存。康熙帝曾在此挥汗扶犁，吟出“勤民方不愧为君”的诗句；雍正帝借《耕织图》寄寓的政治隐喻，早已化作故宫倦勤斋檐角的斑驳彩画。这些文物如同琥珀，封存着春分日祭日祈年的香火、粘雀嘴的糯米清香……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基因在器物血脉中生生不息。

春分之美，在于它既是物候变迁的节点，也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博物馆中的耕织文物，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更凝结着先民对天地的敬畏。那些定格在绢帛、墨锭、年画中的春景，始终提醒着我们：节气不是冰冷的历法符号，而是用生命温热的文化基因。（作者马超系河南省安阳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刘艳芳系殷墟博物馆公共教育部副主任）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既指导农业生产，又深刻影响着民众生活。每个节气都伴随着朗朗上口的谚语，如“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冬至阳生春又来，草木渐滋萌”等。这些谚语虽简短，却蕴含农耕智慧和生活哲学，指导着人们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安排农事。

风云气象卫星的精确观测，为二十四节气的传承注入了科学内涵和现代元素，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立春时节，风云气象卫星通过实时监测全球植被指数的变化，发现绿意从南向北逐渐蔓延的动态，与“立春一日，百草回芽”的谚语相印证，深化了公众对节气的科学认知。同时，这些数据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依据，如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通过大范围生长季早期作物分布遥感监测技术，建立了“国—省—市—县”分工协作的大宗作物分布卫星遥感监测评估业务，帮助农户根据气象条件精准把握播种时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夏至时节，风云气象卫星通过监测太阳直射点移动与昼夜长短的变化，为“夏至长，冬至短，春秋两季平分天”的天文和气候规律提供实证支持。结合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人们可深入理解节气的科学内涵和气候特征，从而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霜降时节，风云气象卫星则可通过监测地表温度和积雪覆盖情况的变化，为“霜降见霜，小雪见雪”的农谚提供科学验证，并及时发布防寒预报预警，助力公众提前预防低温等灾害，降低自然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未来，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还将建立农业集成应用体系，以提升农业气象自动观测与智能感知能力为基础，打造低成本、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率的星地一体化农田信息采集体系。

二十四节气也为风云气象卫星提供了贴近民生的应用场景。依托节气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卫星观测数据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在。这种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既提升了卫星应用的社会认知度，也推动了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与发展。

风云气象卫星与二十四节气的交融只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一个缩影。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当进一步探索二者的融合之道，让更多人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所在。一方面，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手段创新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可将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理念融入现代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之中，如绿色科技、智能医疗等领域，推动跨学科研究，实现科技与文化的双向赋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姜有益 作者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其影响力不仅辐射中华文化圈，更通过文化传播在日本、朝鲜半岛等地生根发芽。以春分为例，其在中日两国的习俗演变与本土化实践，生动展现了文化传承的共性与差异性。

在中国，春分被定义为昼夜均分、阴阳平衡的节点，承载着“调和天人”的哲学思想。日本在飞鸟至奈良时期引入中国历法，并基于本土气候调整出“本朝七十二候”。例如，中国春分三候为“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日本则改为“雀始巢、樱始开、雷乃发声”，用本土常见的麻雀代替燕子，并突出了樱花这一文化符号。

除物候差异外，中日春分习俗也有明显区别。中国春分有天子祭日的传统，民间则通过竖蛋、放风筝等活动呼应自然节律。日本春分虽无祭日习俗，但这期间全民扫墓，认为此时阴阳交汇，可与祖先灵魂沟通。这映射出中日宗教观的分野——中国强调“敬天法祖”的儒家伦理，日本则偏向“万物有灵”的神道信仰。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人类共通的表达与积淀。中国春分时节讲究“吃春菜”，不拘于某种特定的蔬菜，而是应时采摘各种鲜嫩春芽。日本则以红豆糯米制成“牡丹饼”，红豆象征驱邪，糯米寓意五谷丰登。值得注意的是，红豆驱瘟的习俗在中国《荆楚岁时记》中已有记载，日本将其与本土稻作文化结合，形成独特食俗。两国虽均以食物承载节气内涵，但寓意不同。

在节气内涵上，中国春分习俗根植于农耕社会的“顺天应时”思想，强调节气对农事的指导意义，如“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日本在吸收中国自然观后，发展出“季语”“花见”等审美化表达。例如，春分被视为樱花前线北移的起点，将物候观测转化为全民性的赏樱活动。

春分习俗的跨文化流变，彰显了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强大适应性。中日两国的实践表明，文化传承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在地缘、信仰、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和而不同”的演进模式，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惟有尊重本土化逻辑，方能实现传统的活态传承。（卜京楠 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