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报记者 张恒翀 袁长焕 通讯员 逄金明

　　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记者有幸采访了已99岁高龄的赵三声。他尽管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但精神依然矍铄。在接过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之后，赵老显得十分激动，话匣子一下被打开，向记者娓娓道出那段红色往事。

　　加入共青团 冒死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赵三声原名赵俊臣，1918年5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田家烧锅，在宾县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1930年，他进入宾县模范高小读书。受父亲爱国思想熏陶，他从小就喜欢看进步读物，耳濡目染，爱国思想和反抗意识扎根于心。1932年，他参加了“反对摧残学生旧教育”罢课游行请愿学潮。同年冬天，他参加了共产党人吕大千组织的“抗日救国读书会”。1933年春，赵三声在宾县中学经季铁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宾县中学团特支组织部长、代理团特支书记。

　　中学时代的团支部活动，是在团特支和中学党支部领导下进行的，党团配合密切。赵三声发动团员对同学们积极开展互助工作。有的学生家境困难，家长要求学生退学，团特支便为困难学生募捐，并请求学校免收他们的学杂费，解决学生经济困难。有的同学在校住宿，患病在身，团员们为他们请医买药，洗衣送饭，精心照料他们的生活。赵三声说：“这使同学们认为团员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是可靠可依赖的人。他们有困难就找团员们帮助，有事情就找团员们商谈，听到有什么议论就向团员们反映，使团支部在学生中扎下了根，树立起很高的威信，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团的工作便得以顺利展开。

　　传单是团特支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向群众揭露敌人烧杀抢掠的残酷暴行，群众得到传单上的消息，相互传告；另一种是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对象宣传，如伪骑兵连，让他们枪口不要对着自己的同胞兄弟等。赵三声说：“骑兵连的士兵得到传单偷偷传阅，在战斗中一接触我们就枪口朝天，或借口撤走。最终敌人将该连改编，连长也被革职。”

　　“那时我们没有油印机，印刷很困难，开始用复写的办法，后来自制一台土油印机，那是用一个旧镜框，把蜡纸固定在镜框上，印一张放一张纸，每张蜡纸只能印二三十张，解决了大问题。撒传单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尽量把传单缩小，小到手掌大小。开始印传单是在我的住室，我和另一名团员、表兄董文清在深夜的小油灯下，背着家人偷偷干。一次我俩正在紧张地印，父亲突然进来了，我俩吓坏了。但父亲拿起传单看了看，说了一句‘印吧’。”说到此处，赵三声神情激动，“父亲当时的一句话让我一辈子忘不掉，那是押上我们全家老小的性命呀！”

图为赵三声20世纪30年代留影。

　　送药送情报 扮成“放牛倌”开展对敌斗争

　　1934年，珠河反日游击队建立，缺乏给养和补充，尤其是对药品的需求很大，上级要求宾县团特支想方设法筹集药品和物资支援游击队。当时，城镇内医药紧缺，敌伪又严加控制，特别是购买外伤药尤为困难，团员们想方设法通过关系买药品。“父亲开诊所，我通过父亲以诊所用药的名义经常去药店添置药品，还将父亲珍藏多年的贵重药品全部拿出来，让父亲配制成黑红伤药、止疼药、感冒药等各种成药。父亲很细心，每副药的作用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后来，又通过其他战友弄来一些西药和生活用品，通过各种渠道送往抗联根据地。”赵三声说。

　　同年，赵三声开始利用社会关系搜集敌伪重要军事情报。有一次，赵尚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计划攻打宾县县城，以改善补充武器装备。搜集情报的任务，便落到了赵三声和团特支其他团员的身上。他们经过多方侦察，终于把当时驻守宾县县城的日本守备队调往哈尔滨的情报搞到了；于是连夜向赵尚志报告，并送上县城兵力分布图。赵尚志听到了县城空虚的报告后，决定次日晚攻城，并规定“冬草”“春活”为互相联络的口令。不料当天傍晚，日本守备队又从哈尔滨回到宾县，还增加了兵力，准备进攻游击队。团特支得到这个消息后，又立即派人出城送信。赵尚志接到信后，当机立断，对已经到达南门外柴草市的队伍下令赶紧撤退，及时化解了危机。

　　在白色恐怖下，赵三声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开展对敌斗争，为党工作。他还经常以讲故事为名，传播革命思想，培植革命力量。他讲朝鲜是怎样被日寇侵占的，“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回事，地主怎样发财，穷人为啥受苦，八路军、共产党怎样救国为民。这些深入浅出的阶级启蒙教育，在民众心中播下了革命种子。赵三声说：“特务们视我为肉中刺、眼中钉，经常暗中跟踪。”他买了一头母牛和一个小牛犊，并帮左邻右舍放牧。“放牛倌”成为他的公开职业，他以当“牛倌”做掩护，继续秘密为党工作。

　　被捕入狱 挺过“大挂”酷刑

　　1937年5月，中共哈尔滨特委遭到敌人破坏，赵三声受牵连被捕。在中共宾县特支书记吕大千的领导下，赵三声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虽经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低头，更没有供出任何人。同年7月，他被敌军事法庭判处缓刑取保释放，出狱后被定为“要视察人”受到秘密监视。此后他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引导民众利用合法手段破坏敌伪政府的各种活动。

　　1944年4月，赵三声被宾县特务搜查班以“反满抗日”为由再一次逮捕。在特务分室“80号”魔窟里受到各种酷刑和折磨，遍体鳞伤，九死一生，但他始终守口如瓶。

　　“被捕入狱以后，日本人给我们上手段，灌辣椒水、上大挂、电刑。辣椒水我倒是没喝过，上大挂、电刑都受过。电刑还容易受，一上电的话，身上有电流了难受，等它一停了电流就过去了。最难受的是大挂，是‘80号’里最残酷，也是特务们最得意的刑具。他们把人绑好，然后吊起来。人被吊起后，很快两个胳膊就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接着头昏眼花，五官发胀，肉裂心撕。起初流汗，最后是流血。特务们为逼供还‘打秋千’，弄得受刑人只觉得筋断骨裂，肝胆破碎，高声惨叫，有时立即昏厥过去。昏厥后，特务用冷水向受刑人泼去，使人缓过来。接着再刑讯再施刑，再昏过去，再缓过来。每次大挂最少三个小时以上，有的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我还被带铁丝的鞭子抽过，鞭子往身上一抽带下一块肉。”赵三声回忆。

　　即使这样，在狱中，他还组织狱友与看守进行了反虐待斗争。在党组织和亲属的不懈努力下，赵三声坚持到了最后出狱。赵三声为革命无怨无悔：“有的人问我，说你那时候不怕死？我说怕死？怕死我能出来革命嘛！”

　　1945年东北“光复”和解放后，赵三声先后担任宾县公安局局长、宁安县县长、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省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牡丹江钢铁公司副经理、佳木斯医学院副院长、省气象局副局长等职务，1982年12月正式离职休养。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6年10月28日六版 责任编辑：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