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气象与天文一体，共同任务是掌握季节，制订历法。阮元认为帝尧派和仲“宅西”，就可能到了西域，周代“畴人子弟分散”，也有人到了西方，因此中国的十二辰、二十八宿为巴比伦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所知道。

　　晋僧法显、唐僧玄奘都曾带回了印度历法，成吉思汗带回了阿拉伯历法。元朝建立后，用阿拉伯人为钦天监客卿。

　　明代与西方的气象交流，是从利玛窦1601年到北京开始，他与学生庞我迪、徐光启等人，做了不少中西学术交流的工作，以后，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就逐渐多起来。

　　天启三年（1623年），葡萄牙人艾儒特写了《职方外纪》，分国论述五大洲的地理和气候，自序说是为了弥补利玛窦《万国图志》和庞我迪《儒略》的不足。他们一方面学习中国的天文、气象、地理，一方面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被朝廷任用。

　　第一个被朝廷任用的气象客卿是德国人汤若望（1591年—1666年）。他天启二年（1622年）来华，崇祯三年（1630年）被召到北京，参与修订《崇祯历书》，明亡投清，被朝廷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还有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年—1688年），曾是汤若望的助手，康熙七年（1668年）被起用为钦天监监正，著有《坤舆图说》、《坤舆外纪》。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派马嘎尔尼（MacartneyGeorge，1737年—1806年）赠送一批仪器，包括风雨表、气压表等。葡萄牙人玛吉士于道光二十五年（1840年）写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则是使用了现代数据来介绍全球各国地理气候的著作。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气象工作积极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大大促进了我国气象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气象协议；1972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合法席位后，我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1987年，中国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成为我国第一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担任主席的人，并连任两届，为促进世界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来源于2000年1月3日《中国气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