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香港的访客，尤其是熟悉气象的人，往往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天气预测是由“天文台”发出的？找寻答案要从历史说起。

　　19世纪中叶，香港人口逐渐增加，飓风造成的破坏愈加明显。1874年的甲戌风灾造成死伤惨重，社会上蕴酿一个想法，要求当时的香港政府在气象科技方面花一些功夫。凑巧英国皇家学会于1879年向英国政府建议在香港成立一个观象台，于是英港之间开展了一场讨论，最终于1882年定案成立一个小规模的、以观测为主要任务的机构。这个机构大致模仿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领导人员的职衔初时称为天文司，因此，机构的中文名称就顺理成章地叫“天文台”，并沿用至今。

　　天文台的成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东西方贸易往来增加，海上船舶交通日趋频繁，海上航行最关注的是安全和航行位置准确，而安全又与天气密切相关。在这个背景下，天文台最早的工作定为：气象观测、地磁观测和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授时服务。必须注意：天气预测并不包含在内！

　　在确定天文台名字的过程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呢！初期，香港总督轩尼诗考虑到天文和气象工作在中国历史中长期跟皇室有紧密关系，他又对清朝康熙皇帝的功业相当景仰，所以，曾经向英国政府建议把天文台定名为康熙天文台。这个建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最终没有得到采纳。不过，香港天文台的历史要跟中国的整体连起来，这是必然的。

　　第一任天文司杜伯克博士1883年抵港，香港总督下达的第一项任务是出访各个通商口岸，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寻求合作。他拜会了当时的外籍中国海关主管哈尔德爵士，得到他应允安排把内地沿岸港口和灯塔的气象报告送到香港，可以算是内地同行支援香港气象事业的先例。

　　香港天文台的正式气象观测记录始于1884年1月1日，观测项目包括气压、温度、风向、风速，云的种类、数量和移动方向，雨量和日照。地磁方面则包括磁偏角和垂直力。天文观测以一个3英寸中星仪进行，确定本地时。1884年，在尖沙咀警署内建了一座时间球塔；1885年1月1日开始，每日定时把球从杆上降下，让海港内的船只参考调校他们各自的航海用钟。

　　虽然天文台原来的任务不包括天气预测或警报的服务，但是杜伯克博士感觉到社会的需求。1884年5月，他宣布设立一个强风警报系统；同年8月，他建立了一个目视信号系统，利用不同形状的信号告知港内船只台风的方位。此外，他又安排设立了一门“台风大炮”，预料有烈风时鸣炮一响，有飓风时鸣炮两响，风向急剧转变时鸣炮三响，可以说是现代本地台风警报的前身。构想虽然不错，但是警署有时却鸣炮欢迎运送英国邮件抵港的船只，市民误以为强风将至，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

　　设立天文台原意之一是搜集观测数据，促进对东亚地区气象的认识。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海洋上的唯一资料来源是船只航海日志里有关天气的描述或记录。因此，杜伯克博士和天文台的人员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拜访到港的船只，抄录航海日志里的有关部分。其后于1892年争取得到政府支持，聘请他的妹妹玛莉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成为现代的港口气象主任的前身，亦奠定了香港在海洋气候工作中在全球的先驱地位。由于这个关系，当世界气象组织在60年代建立世界性海洋气候资料汇编项目时，香港成为全球八个负责成员之一，专门负责集中和处理中国南海的船只天气报告和出版统计结果。世界各国的船只经过南海时所作的天气报告都通过各自国家的港口气象主任转发到香港，使香港成为中国南海常规船只天气报告全球最大的资料库，报告的数目累积超过百万。

　　天文台跟航海界的关系还有其它有趣的方面。船只航行需要运行准确的时计，每到一个港口，可能的话都要核对、调准。天文台拥有望远镜，可以准确度量本地时，因此有条件提供这项服务。杜伯克博士没有放过机会，1884年便申请政府批准，让他以私人名义向航海界提供有偿服务，每次收费港币五元，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手段。现在回头看来，倒要佩服杜伯克博士，他也许可以算是气象界以有偿服务支持公益性服务的先行者！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海洋气象服务慢慢蜕变和加强的阶段。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报纸开始刊登天文台发出的天气预报。1908年，天文台开始通过无线电接收英国海军从海上拍发的天气报告；1915年，首次以无线电广播发布海洋天气预报，并差不多同期开始利用无线电接收其它船只的天气报告。这个运作模式一直沿用至近年，才增加了近岸广播和配合国家气象中心的卫星广播等的新项目。

　　1906年9月18日，一个台风突袭香港。台风的到临全无先兆，鸣台风大炮时，炮声已隐没在咆哮的风声之中。更不巧的是，风起云涌正值潮水高涨时，很多人被淹死在风暴潮里。这次台风为时只不过两三小时，但是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其程度比1874年更为骇人，估计死亡人数达一万人。事后公众哗然，对天文台的无能交相指责，香港政府随后成立了一个由皇家海军高级官员主理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虽然最终认为天文台没有失职，但是首任台长杜伯克博士选择了在1907年退休而黯然回国的结局。

　　在调查1906年台风事件时，发现香港跟马尼拉等地的气象信息沟通并未尽如人意，所以随后做了一些改进工作，加强香港的对外气象通信业务。这次事件，清楚显示气象预报必须建立在地区性的合作和信息交流上，只靠个人是难免有误的。1908年，香港和广州采用同一个风暴警报系统，此外，每次香港悬挂“风球”时都会通知广州。这个安排后来何时废除无法稽考，可喜的是自1996年起，香港和广州之间再次互相通报有关台风和其它恶劣天气警报的信息，把过去的密切合作关系重新延续下去。

　　香港和内地的合作在历史上还有一些断简零篇可以谈谈。1910年满清政府的电信机关计划在东沙岛建立一个无线电报站，由于东沙的天气报告对香港有很大的前哨作用，可以作为台风袭港的预警，因此，香港天文台作出了安排，为准备派到岛上的电报人员提供气象训练，以便他们在岛上时能作天气观测和把报告送到香港。自此建立了香港和东沙岛之间的长期气象联系，虽经中国近代史的重重变化，一直延续至今。

　　20年代初，开发印度到日本或日本到澳洲的航空路线已经接近事实，由于香港的地理位置刚好位于这些路线上，因此香港的高空观测十分重要。在跟英国气象部门商讨后，香港天文台于1921年开始展开探空气球观测，不过航空预报业务到1937年才正式在启德机场投入服务。

　　差不多同时，香港受1918年汕头大地震影响，天文台经历了一次有轻微破坏性的地震，香港政府也因此给天文台增加了一项监测地震的任务。新的地震仪很快就安装好，并于1921年开始地震记录，早期的记录纸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

　　1930年，香港天文台召开了一次远东地区气象机构首长会议，与会者中包括竺可桢先生的代表。会上除了讨论有关同步进行观测的时间、气象电码等业务事项外，还通过了一项要求中国政府在西沙和南沙群岛上建立气象站的决议。

　　1941年至1945年，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天文台工作中断，人员囚在战俘营中，不过气象观测仍因陋就简地在战俘营中进行，虽然准确度有存疑之处，但是他们对气象事业的执着却是令人敬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的经济急剧发展，香港天文台也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航空事业大幅度扩充，无线电探空仪于1949年开始升空，航空气象服务亦有所发展。战前1930年已经有无线电台广播天气预测，1967年又增添雷暴及暴雨警报，也就是说，在常规天气预测外，加入了中尺度天气观测和预报的项目。与此配合，香港天文台于1959年安装了一部雷达，1963年开始接收极轨卫星云图，又于1966年第一次购入一部新的10厘米雷达。当年天文台的资金一点都不充裕，很多技术问题都是自行解决的。这些事例反映了天文台员工热爱事业、乐于自己动手的传统。

　　香港城市发展促成另外一类工作的出现。为了寻找水源，50年代，天文台在境内设了很多雨量计，提供数据，供设计水库之用。60年代，高楼大厦的出现，要求风力统计资料；排水系统的建设，要求降雨量的资料，于是天文台进行了一系列应用气候方面的研究工作。70年代，香港填海造地，要考虑风暴潮、海浪等，促使天文台进入了海潮、海浪的观测和数值模拟的范畴；建设卫星城市，加上工业发展，空气污染渐渐成为困扰，又为天文台增添了微气象观测和研究的新任务。

　　进入80年代，计算机技术渐成主流，数值模拟、遥测、电子通信等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香港市民对政府的期望愈来愈高，要求香港天文台在提供气象服务方面要不断求新和提高。

　　概括地形容香港天文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适应社会环境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历史。此外，从建台开始，香港天文台便与内地的气象事业保持紧密联系。展望未来，我们愿通过跟内地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为香港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来源于1997年6月30日《中国气象报》作者：林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