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涌

　　上世纪70年代初，有着初中文凭的父亲被聘为村小学民办教师，月薪1.5元。仅靠这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生计，父亲就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当农民。1979年，土地承包到户，父亲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每年春耕大忙时节，父亲就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抢干农活。那时家里比较穷困，没有手电筒，照明用的只有一盏马灯。早上4点起床，我提着煤油马灯走在前面，父亲扛着犁头牵着牛走在后面。到了田边，我找了一块大石头坐着，为节省煤油，得吹灭马灯，远远地等着。父亲借着星光，把牛套上犁头，在水田里来回翻犁，直到早上7点才收工回家吃早饭。下午放学，胡乱吃点剩饭，父亲又得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八、九点，母亲才让我提着马灯接回父亲。

　　因为没有手电筒，父亲每次到乡中心校开会学习，都是摸黑回家。母亲则让我和弟弟提着马灯到村口去接，每次父亲都说，要是有个手电筒就好了。

　　1982年，乡政府组织一支计划生育宣传队，我当时患黄疸性急性肝炎病愈在家休养，被宣传队选上。在队里排练演出3个月，我得到10元工资，想到父亲的话，当即买了一支铜质手电筒和四对电池，我想足够父亲用上半年了。回到家里，父亲把玩着手电筒，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说：“这下好了，你今后不用提马灯带路了，可以多睡会儿。”这支手电筒对父亲来说意义非凡，它陪伴父亲行走过数不清的黑夜，陪伴这个穷家度过许多艰难的日子，也为我们点亮了希望。

　　90年代初，因生源不足，父亲的教师生涯结束。当时国家对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没有解决，负担沉重，父亲决定弃农经商。1994年，他变卖掉全部房产家什，将土地山林委托别人代管，到镇上买房居住。要及早归还买房欠下的债务，还要负担4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别无选择，只能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周边三个乡镇赶集日，他们都得去摆地摊挣钱。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镇中学教书，我和妻子的工资很低，随着孩子诞生，日子更是过得紧巴巴的。在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年除夕，在父亲家里吃过团圆饭，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回学校，父亲送我们出门，见路灯昏暗，把一个手电筒给我。我说不用了，街上有路灯，父亲说带上电筒稳当些。我接过手电筒一看，中间表皮部分已经磨光，玻璃前罩破裂成两半，父亲见此，说：“这个手电筒还是你买的呢。”回家的路并不远，我也没有打开手电，但在手里紧紧攥着。一支手电筒，父亲竟然用了10多年，这样的窘境还要持续多久？次日，我买了一支新的塑料电筒给了父亲，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异样神情。我有些奇怪，原想以此弥补一点愧疚，父亲也许会很高兴，就像我首次买回的电筒一样。

　　今年“五一”劳动节，年逾古稀的父母亲，破例来县城，在我家里住了3天。我已经离开他们到县城工作20多年，每年回去几次，都是来去匆匆。母亲在我儿子出生时来我家住过一个月，但父亲从不轻易离开家。然而，有一次，父母来我家住了几天，我却发现了手电筒背后的秘密。

　　父亲明显老了，头发白了，有些瘦弱，极少说话，拘谨得有些卑微，喜欢站在窗台边独自向外张望，好像很不习惯住在我家里。他们一般晚上9点钟睡觉，早上5点左右起床，起床后就坐在床沿上，不开灯，也不到客厅看电视，一直等我们起床才走出卧室，他们是怕影响我们休息。

　　翌日晚，已经睡下的父亲走出卧室，在布包里翻找什么，但没找到。我说会不会在母亲的那只口袋里，父亲果然找到了，原来是一个手电筒。我说：“家里有电灯，拿它干嘛？”父亲说：“手电筒不放在枕头边，睡觉不踏实。”我突然看见，父亲手里的电筒，就是30多年前我买的那支已经磨光了表皮的旧铜电筒。我说不是买了一支新的，为啥还在用这个旧的，父亲解释道：“有几个零件坏了，换了的，没事，铜做的，质量就是好，还能用，用惯了。”

　　父亲回到卧室休息了，我却思潮起伏，再也无法平静。父亲用他那颗善良的心和柔弱的身体撑起这个家，走过多少艰难岁月，他付出太多太多，从无怨言。父亲带在身边的那支手电筒，也许因为融入好多人生故事，给过父亲很大勇气和安全感，以及快乐，以致成为父亲的宝贝，难以割舍。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5年5月25日四版 责任编辑：刘佳）